秸秆疏与堵:技术、成本还是政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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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机 发表于 2016-1-12 19:26:17 来自手机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秸秆的疏与堵,不仅反映了秸秆综合利用的困境,亦让人反思面对如此复杂的议题,公共政策该如何制定。
近些年,作为空气污染的“肇事者”之一,秸秆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。尤其是收获季节,“年年禁烧年年烧”,烧与禁烧,俨然成为了一场“斗智斗勇”的博弈。
为了禁烧秸秆,有关部门不仅动用了遥感卫星、无人机等技术设备进行监控,基层政府也为秸秆禁烧付出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,本可资源化的秸秆,反而让人为其付出了高昂的监管成本。
秸秆的疏与堵,不仅反映了秸秆综合利用的困境,亦让人反思面对如此复杂的议题,公共政策该如何制定。
近日,凤凰网“大学问”栏目举办了一场“秸秆禁烧与公共政策制定”研讨会,邀请了农业、经济、能源、公共政策等领域的专家共同问诊“秸秆利用之困”。
技术:秸秆如何利用?
据统计,2010年全国秸秆理论资源量为8.4亿吨,可收集资源量约为7亿吨,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70.6%。其中,作为饲料使用量约占31.9%;作为肥料使用量占15.6%;作为种植食用菌基料的使用量和作为人造板、造纸等工业原料的使用量不相上下,均在2.6%左右;作为燃料的使用量约占17.8%。由此可见,秸秆综合利用主要有“五化”——饲料化、肥料化、基料化、原料化和燃料化。
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李季表示,从农业的角度来看,直接还田是秸秆利用的处理路径之一。一方面成本相对较低,另一方面生态效益突出,目前世界上其他的农业发达国家,也主要采取该种方式处理秸秆。
“我们测算了一下,秸秆里面含的养分可以折算成化肥的四分之一。”李季说,这就意味着如果将秸秆加以利用,那么将减少相应数量的化肥使用量。同时,秸秆还田还有固碳减排的效果。除了直接还田,另一种技术路线是间接还田——第一步将秸秆饲料化,再通过草食动物“过腹还田”,实现秸秆的肥料化利用。不过,目前我国许多地区还做不到直接秸秆还田。一是受制于地形等客观因素,无法使用农业机械进行秸秆的收割、粉碎、还田等作业;二是许多地区农业机械设备还没有跟上。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介绍,作为燃料,秸秆的能源化主要有三个方向,其一是秸秆发电,其二是制成液体燃料,其三是制成压块燃料。“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三种方法,”倪维斗解释道,若将秸秆集中使用,往往运输成本较高,“秸秆是分布式能源,应该分布式地使用。”不过,即使作为压块燃料,成本依然是秸秆能源化的一道门槛。“价格便宜且能不间断供应,才会受到农民欢迎。”倪维斗认为,如果与煤等其他燃料相比,其价格过高,那么也很难进一步推广。
成本:为什么烧秸秆?
被称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曾是中国农民的宝贵资源,但是现在,农民却更倾向于将其付之一炬。
2015年11月上旬,东北地区出现重度雾霾,环保部门督查分析认为,秸秆焚烧、采暖、燃煤和不利气象条件是主因。据卫星遥感监测显示,11月1日~3日,东北三省秸秆焚烧火点达702处。
为什么不变废为宝而选择一烧了之?
“主要是成本问题。”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靳乐山说,以前农民使用秸秆成本较低,后来成本变高,农民也就不用了。“现在各种秸秆利用技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烧秸秆的问题,原因也还是成本。”
比如,秸秆的搬运和运输不仅耗力,而且耗时。“换茬时时间最紧张,很多地方只有3~5天。”李季说。
这几天里,农民既要收粮,又要种粮,鲜有时间处理秸秆。而如果在粮食收割后再使用机械进行秸秆还田,农民种粮成本将大为增加。目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收入来源大多以外出务工为主,加之农村雇佣劳动力成本增加,算一笔经济账,处理秸秆并不划算。
专家认为,目前我国已经在秸秆综合利用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,但进一步商业化运营仍面临成本难题。
中川国家矿业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伟表示,秸秆运输成本高,加工企业应确定供应环境。以造纸企业为例,从性价比考虑,建议在150~200公里范围内建造一个十万吨处理量的企业为宜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韩朝华则提醒,秸秆还田不仅有“还田”成本,后续还需跟进翻耕、施肥、杀虫等一系列投入,这也会带来成本的增加。他也表示,目前秸秆粉碎还田是其他农业发达国家处理秸秆的主流方式。“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很难实行呢?还是中国农业生产方式问题。”他认为,秸秆处理难实际上也折射了中国农业转型中所面临的难题,要解决秸秆处理问题,就要尽快推动农业向规模化、集约化发展。
政策:除了禁烧,能为秸秆综合利用做什么?
秸秆综合利用是一项复杂、艰巨、长期的系统工程。
2015年11月,农业部、财政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颁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》,提出按照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多元利用、疏堵结合、以疏为主的原则,完善秸秆收储体系,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,加大秸秆禁烧力度,力争到2020年,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%以上。
事实上,为了鼓励秸秆综合利用,许多省市都出台了相应的补贴政策。例如,2015年沈阳市筹措安排财政资金2.8亿元补贴秸秆还田利用,按照全市秸秆资源量520万吨计算,平均每吨支持资金达到50元以上;截至2015年底,哈尔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50%,玉米秸秆还田每亩补贴20元。安徽省合肥市今年起在全市域范围禁烧秸秆,对秸秆还田者将给予每亩30元补贴。
但是,对于农民来说,每亩20~30元的补贴似乎并没起到太大的效果。
“环境治理中常说,‘谁污染谁治理’,”靳乐山表示,“但是在秸秆的问题上,我们不应该沿用这样的原则,而是应该按照‘谁受益谁付费’原则,使用受益者付费的补偿机制。”他认为,对于农民来说,在目前市场条件下,秸秆是“废弃物”,体现不出其价值,政府可以适时介入,及时启动生态补偿机制。“当企业出于成本考虑而没有介入时,需要政府介入做协调的工作。”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认为,政府可以从几个方面出台相应的政策:第一是推广,不同地区应该有不同的秸秆处理方式,政府应该发挥示范作用;第二,应该考虑政府间的转移支付;第三,在制度设计方面做一些文章。(中国科学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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